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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下消费驱动需要驱动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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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驱动意味着在经济的需求动力结构中消费应获得更长足的发展,以培育起国内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内生能力,经济“新常态”应培育起内需(消费)驱动型经济。新常态下消费需求虽已抬头,但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仍然面临系列障碍:非均衡的发展战略、停滞的收入分配改革、不健全的社保体系和发展滞后的消费金融等。新常态下应贯彻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大力发展消费金融等,化解消费驱动发展模式形成的系列障碍,创新驱动消费,从而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关键词:消费;驱动;新常态

一、消费驱动与驱动消费一国(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动力,动力源于国民经济所依赖的基本要素。在供给层面,基本要素包含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赢得了三十几年的高速增长(年均增长近10%),主要依靠的是资本积累(国外的资本流入和国内的“高储蓄”)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优势等。在需求层面,经济发展的驱动成分包括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模式表现为出口和投资驱动模式。

近些年来,中央颁布的重要政策文件都鲜明地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要实施“创新驱动”,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由投资和出口驱动向消费、投资和出口协调驱动转变等。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转变的原因就在于原有经济发展方式的不可持续性。过去过度投资、重复投资虽然使中国经济由“卖方市场”步入“买方市场”,产品丰富了,但也导致了大量重要行业(例如纺织行业、钢铁行业等)的产能过剩、环境恶化、分配结构失衡、资源使用效率下降等一系列棘手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可以说,中国经济已步入“结构性”过剩的时代,需要调整动力结构、重构经济发展动力。供给层面,要驱动创新;需求层面,要驱动消费。

需要指出的是,将消费驱动与创新驱动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因为消费属于经济的需求层面,创新属于经济的供给层面,消费需求的增长具有“鼓励创新”效应。在消费驱动条件下,由于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消费需求的增长及消费结构的升级,将诱使企业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以市场为导向,以名、优、特、新产品为目标进行技术创新;反过来,名、优、特、新产品的技术创新同样会可能引致一股股的消费热潮。将消费驱动与投资驱动相对立也是不正确的。因为,虽然投资和消费虽都属于经济的需求因素,但投资是中间需求,消费是最终需求,消费具有“引致投资”效应。在消费驱动条件下,消费需求的增长及消费结构的升级,为投资的增长提供动力和市场,能够带动投资的增长,甚至提高投资效率。我国要从外需驱动转向内需(消费)驱动,源于需求约束下中国经济需要保持较高增长速度前提下的“高出口”的不可持续性。“高出口”的不可持续性表现在两个方面: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口的持续高速增长,现已是进出口的第一大国,基数扩大的条件下若还像以前一样谋求“高出口”已是不现实;②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及其紧随的欧债危机等使得中国经济的“外围经济”不太理想,全球经济步入了“去杠杆化”的“新常态”,外围经济的不确定性给中国“高出口”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内需(消费)驱动意味着相对于投资和出口,消费应获得更快的增长。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国际化的“四化”变革,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1990年为0.85下降到2013年的0.74;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1990年为0.84下降到2013年的0.61。经济高速增长带来了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升,但城乡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经济的需求动力结构表现为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驱动需要驱动消费,新常态下实施“消费驱动”战略需要认识消费驱动的障碍及找准科学合理的驱动消费途径。

二、新常态下的消费驱动

2008年爆发的美国金融危机及其紧随的欧债危机等使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去杠杆化”的“新常态”,经济复苏的势头并不明朗,与此同时,中国经济也步入了“中高速增长”和结构调整的“新常态”。由过去的“高速增长”步入“中高速增长”为经济结构优化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这个“新常态”下,中国需求动力结构中,出口下滑。出口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2007年的35.10%下降到2013年的23.37%,消费占GDP的比重由2010年的48.2%上升到2013年的49.8%,消费的上升主要是因为居民消费需求的成长,居民消费率由2010年的34.94%上升到2013年的36.17%。可以发现,在新常态下,依靠消费更多地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宏观走势初步形成(张占仓[1],2015)。

新常态下的消费成长面临新特征:

①消费需求个性化和多样化。依据马斯诺的5层次需求理论,人的需求可分为生理上的需求、安全的需求、社交的需求、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在收入水平比较低的时候,人们满足的主要是低层次的基本需求,容易追求是商品消费的数量,从众消费心理浓厚,由此我国过去雷同型、排浪式的消费热潮持续呈现。新常态下,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中人民生活向富裕阶段迈进,居民需要满足的主要是高层次的需求,追求是商品消费的质量和个性化,由此居民消费需求呈现个性化和多样化的新特征。

②消费行为理性化。消费行为理性化不仅表现在理性消费方面,也表现在理性预期方面。在理性消费方面,随着生产能力的提升,“买方市场”已经形成,居民消费选择性增强,注重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升消费质量是普遍的需求。在理性预期方面,根据预防性储蓄理论,未来收入(支出)不确定性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新常态下居民对其消费行为将趋于理性,既要考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也会考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

③消费方式现代化。随着科技技术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现代化的消费工具具备,居民消费方式趋于现代化,刷卡消费、电话购物、网络购物等消费成长迅速,“双十一”和“双十二”网购狂欢节持续热潮,新常态下消费方式仍将持续创新升级。

新常态下消费需求虽已抬头,但成长却相对缓慢,消费成长空间巨大。消费成长缓慢是与消费成长相匹配的政策缺失或不健全分不开的,在这样的背景下说中国经济步入消费驱动型经济还为时过早。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消费的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段基本结束。消费需求个性化和多样化、消费行为理性化和消费方式现代化将成为消费成长的“新常态”。在这样的“新常态”下,意味着我们必须采用科学的消费政策克服消费成长的障碍,增强消费能力,释放消费潜力,使消费持续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需要指出的是,新常态下的消费驱动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投资和出口,而是通过驱动消费,培育起以国内市场为主导的经济发展内生能力,这其实是我国作为大国应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新常态下需求动力结构优化的客观要求。

三、新常态下消费驱动的障碍

新常态下实施“消费驱动”需要认识新常态下消费驱动的障碍。阻碍我国消费驱动的因素众多,概括而言,主要有过去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影响、收入分配改革的停滞不前、社保体系的不健全不完善以及消费金融的发展滞后等因素。

(一)非均衡的发展战略

所谓非均衡发展战略,是将有限的资源投向效率较高的区域或产业等以获得经济高速增长的战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主要表现在如下两大方面:①国家经济政策主要向东部沿海地区倾斜,“孔雀东南飞”等极大地推进东部地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②国家的投入存在明显的“城市偏向”“三农”问题逐渐成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问题。不可否认,“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助推中国经济起飞,经济连续高增长三十多年,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非均衡发展机制也加大了经济差距,由此造成居民收入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等,中国的基尼系数连续多年超过国际公认0.4的“警戒线”,且居高不下。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对居民预防性储蓄的增加、消费倾向的下降、消费的断层、消费预期的改变等形成了负面影响,从而阻碍消费驱动型经济发展模式的形成。

(二)停滞的收入分配改革

非均衡发展战略下我国经济长期“高增长”,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大为改善,但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的增长相对缓慢(沈坤荣和刘东皇[3],2012)。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无论是初次分配后还是再分配后的政府或企业部门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是偏高的,居民部门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相对于资本分配所得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偏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20世纪90年代的50%多下降到目前的40%左右(刘东皇和孟范昆[4],2012)。根据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假说”,我国居民收入水平增长低于经济增长显然是消费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国民收入分配向国家或企业部门倾斜导致居民收入水平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从根本上抑制着消费成长。此外,在要素分配格局中资本所得的消费倾向显然低于劳动报酬,由此,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显然也阻碍了消费驱动的实现。因此,消费驱动必须改革调整现有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高居民部门收入占比、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规范收入分配秩序,构建合理的收入分配体系。

(三)不健全的社保体系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效率”侵蚀“公平”,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是相对滞后的,主要表现为教育、医疗和住房的新“三座大山”逐渐形成,启动消费需推翻“三座大山”(顾惠忠[5])。目前虽已基本建立了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但社会保障体系是保基本、低均衡的体系,财政的社保支出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持续偏低,转移支付范围和力度相对较小。城乡居民收入来源中来自社会保障等的转移性收入比重较低,尤其是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更低。显然,在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相对滞后的背景下新“三座大山”阻碍着农村居民、甚至是城镇居民个性化和多样化消费需求的成长。

(四)发展滞后的消费金融

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告诉我们,金融在消费驱动型经济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金融市场发展,有效的金融产品能使得城乡居民利用预期较高的未来收入满足当前的消费需求。在中国经济起飞过程中,消费金融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目前多种贷款品种组成的消费贷款业务体系已经形成,教育、住宅和汽车等成为消费信贷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金融市场不健全、个人消费信用评估体系缺失等等,消费信贷的发展远滞后于生产信贷的发展水平。推动金融发展方式转变大力发展消费金融是消费驱动型经济的一项重要内容。

四、新常态下驱动消费的途径

新常态下消费驱动需要驱动消费,驱动消费需要找准正确的驱动途径。依据前文的分析,在经济“新常态”下应贯彻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大力发展消费金融等,化解消费驱动发展模式形成的系列障碍,创新驱动消费,从而推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一)贯彻均衡协调发展战略,缩小经济差距在非均衡发展战略下,相对于东部地区中、西和东北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相对于城市经济农村经济低迷。进入21世纪,国家在政策上体现出非均衡发展战略向均衡协调发展战略转变,国家先后制定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和中部崛起和新农村建设等发展战略等。中、西和东北部地区GDP增长率逐步赶上甚至超过东部地区,但由于东部优先发展,基数大,中国经济总量和生产力布局仍然向东部地区集中,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依然任重而道远(戴宏伟[7],2008)。由此,各地区要贯彻中央的均衡协调发展战略,以协调发展为目标,遵循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促进要素的自由合理流动。国家层面应继续完善区域协调发展的相关重大规划和政策,引导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缩小经济差距。

(二)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升“两大比重”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升“两大比重”深刻地阐述了未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为此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①在初次分配方面,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按照市场机制调节、政府监督指导的原则,深化企事业单位的工资制度改革。②在再分配方面,要“加快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强化政府责任,税收、财政等再分配政策工具应符合“调高、扩中、提低”的原则,努力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确保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稳步提升。③在分配秩序方面,要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和取缔非法收入等,通过健全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和强化政府监管等方式,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三)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培育消费信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居民消费需求扩张的重要支撑。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际经验表明,一场大的经济危机往往是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的重要时机。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后续影响为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供有利的契机。中央决策层为我国的社保改革绘制了鼓舞人心的“全民社保”蓝图。要把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作为优先目标,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保障性住房建设为重点,加快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体系。只有当社会保障能给人民足够的安全预期时,人民才会真正做到居者有其屋、病有所医、老有所养,才能培育起居民的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从而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

(四)大力发展消费金融,倡导科学消费当前,我国消费金融发展迟滞的原因,除与中国人传统的“勤俭持家”的观念有关外,还与目前能够提供消费金融产品的机构较少以及消费金融产品缺乏等因素有关。除倡导“科学消费”外,应不断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建立起符合国情的金融“后发优势”。

①现有消费金融产品的提供者商业银行要积极拓展消费金融供给渠道,丰富消费金融产品,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开发创新,支持城乡居民多样化的消费融资需求。

②根据发达国家消费金融的发展经验,要放宽消费金融领域的市场准入,大力推动专业性的消费金融公司发展,如金融财务公司、小额贷款企业、等,努力扩大消费金融市场的主体。

③根据当前互联网金融发展趋势,应规范其运行,强化风险管理,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发挥互联网金融对消费成长的促进作用。

(五)加快转型升级,创新驱动消费“新常态”下消费成长具有新的特征,面对新的特征,消费成长需要创新来驱动。①推动产品转型升级。依托技术创新加快转型升级,鼓励消费品企业在绿色化、智能化、品牌化、节能化等领域加强技术改造,生产出名、优、特、新产品,大力发展服务产品,通过转型升级推动消费升级,满足人们个性化和多样化的需求。②推进消费方式转变。互联网的出现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应贯彻实施国家“互联网+”计划,促进电子商务和跨境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提升消费品质量安全保障能力,推进网购网销工程。③推广新型消费——生产模式。引导消费品企业积极应用电子商务、个性化定制生产等模式,推动消费成长。